利维坦按：

这还真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事实：生前遭受过各种不幸的人，反而在死后若干年保存下了完整的大脑组织。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位从事过殡葬行业、频繁遭受丛集性头痛的分子古生物学家说起。

35岁的亚历山德拉·莫顿-海沃德（Alexandra Morton-Hayward）曾是一位殡葬师，后来成为了分子古生物学家。在驾驶一辆租来的沃克斯豪尔汽车穿越三个国家、开了五个小时后，她在比利时平原上遭遇了一场倾盆大雨。雨刷全速摆动，弗兰德斯的绿色田野变得模糊。在她身后放着一个黑色的野餐冷藏箱。24小时之内，里面就会装满人类的大脑——不是现代的标本，而是曾在中世纪就对这片土地开始思考的大脑，并奇迹般地保存至今。

几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一直对某些古代遗骸的发现感到困惑，这些遗骸缺乏所有软组织。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莫顿-海沃德，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大脑标本收藏，其中一些标本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此外，通过深入研究几百年来的科学文献，她整理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目录——超过4400个保存完好的大脑，年代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利用质谱和粒子加速器等先进技术，她正领导一项新研究，试图揭示某些人类大脑为何能够比巨石阵或吉萨大金字塔存续更久的分子秘密。

这项研究不仅可能解开过去的谜团，还可能揭示当代的奥秘。莫顿-海沃德提出，损害我们大脑的分子过程可能反而有助于在死亡后保存大脑——这一发现可能重塑我们对衰老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理解。 在那个暴风雨天，莫顿-海沃德启程前往比利时一个中世纪墓地，收集最近挖掘出的37个大脑。她在聊天时流露着同情和幽默，谈论切割脑组织时显得轻松自如。

在殡葬行业工作时，她处理了数千具遗体，一边搬运器官、排放体液，一边轻松地说话，就像这些“客户”仍然活着一样。随着雨势加剧，莫顿-海沃德放慢了车速。她感到一种不安的预兆，一种她称为“狼人”的病症正在逼近。脸颊开始发烫，她一只手离开方向盘拍了拍脸颊。“我能感觉到脸在发热，”她喃喃道，“我需要吃药。”另一场风暴正在她自己的头骨内酝酿。她每晚都会遭受丛集性头痛（Cluster headache）的折磨，这种痛苦就好比用冰锥反复刺眼或被棍棒猛击眼部。长时间在恶劣天气中驾驶的疲惫引发了比平时更早的症状复发。 “这是已知人类最痛苦的疾病之一，”她说，“它被称为‘自杀性头痛’，因为40%的患者最终只想结束这种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自己的大脑始终是有意识的。有时，它感觉比我实验室里的那些大脑还糟糕。”

通常情况下，大脑是我们最脆弱的器官。在失去血液或氧气供应几分钟后，神经损伤开始出现，随后是分解。死亡后数小时内，大脑中的酶开始从内部分解细胞，这一过程被称为“自溶”。几天内，细胞膜破裂，大脑液化。最终，血脑屏障也会失效，微生物进入，享用这场营养丰富的“盛宴”——这一令人作呕的过程被称为腐败或通俗意义上的“腐烂”。如果尸体暴露在外，还可能吸引蛆虫、昆虫或啮齿动物啃食残骸。很快，只剩一个空洞的头骨。然而，在水下或地下，分解速度会减慢（埋得越深，分解越慢），但大多数尸体在5到10年内会骨骼化。

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们长期以来未能认识到，有时大脑可以在没有任何防腐、冷冻或矿化的情况下保持数千年完好。几代人以来，发现的古代大脑通常被视为奇异的好奇心，随之遗忘或干脆丢弃。如今，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在牛津的实验室里，莫顿-海沃德用外卖容器和塑料袋装满了两台冰箱的大脑标本。更多的标本放在室温条件下的板条箱里。她的办公桌上方，饼干罐、小瓶子和玻璃片里也存放着大脑样本。她的收藏如此庞大，以至于一些标本已被转移到异地存储——足够填满另外三台冰箱。考虑到其他地方的标本悲剧性损失，她特意购买了一台发电机以防停电。（1986年，在佛罗里达州，一个8000年前墓地埋葬的大脑标本因冰箱停电而被毁。）

牛津大学地球科学系分子古生物学家亚历山德拉·莫顿-海沃德。© Alicia Canter

过去五年里，莫顿-海沃德从全球科学家手中收集了600多个大脑。她的最大收获（450个大脑）来自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墓地，那里埋葬了18至19世纪的济贫院、精神病院患者和战俘的遗体。几十个大脑则来自费城一处万人坑，据称是埋葬了黄热病疫情的受害者。最古老的脑组织样本来自一位不幸的瑞典人，他的头部被砸碎、切下并插在杆子上，这一事件发生在8000年前。

“根据我的经验，人们很乐意把标本送给我，”她说，“有些考古学家对软组织真的很反感。”在实验室里，她打开了一个塑料容器，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她的“展览犬”，这具她称之为“Rusty”的标本——一具来自贫民墓地的红褐色大脑，深深的沟回清晰可见。“他是我的最爱，”她说，双手戴着手套将其托在手中。“抱歉，可能有些甲醛的味道。”

莫顿-海沃德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脑。© Alicia Canter

这些大脑有一个奇特的共同点：许多来自在痛苦中结束生命的人。莫顿-海沃德解释道：“坦白讲，我们发现这些保存完好的大脑的地方，很多都是充满苦难的所在。”

莫顿-海沃德对大脑的迷恋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点——那是她自己的大脑开始折磨她的时候。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考古学时，她开始患上剧烈的头痛，医生找不到任何原因。最终，MRI扫描发现了一种罕见的异常情况：她的部分大脑坍塌到脊柱进入颅骨的孔洞中，这是一种称为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Chiari畸形）的罕见病症。

在圣安德鲁斯的最后一年，莫顿-海沃德接受了一次精密的手术以缓解大脑压力。但头痛并未消失。“它影响了我做的一切事情，”她说，“每一个清醒的瞬间。”最终，她退学并陷入抑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痛苦，我感觉完全无用，就像彻底失败了一样。” 结果证明，她还患有另一种大脑疾病：丛集性头痛，这是一种被认为是医学上最痛苦的疾病之一。

在《神经病学与中风期刊》（the Journal of Neurology and Stroke）中，一名患者将丛集性头痛描述为“闪电风暴般的痛苦”，让“你的眼睛仿佛真的会从头上爆出来”。这种头痛通常每天固定时间爆发，给患者带来持续的恐惧，并常引发焦虑、抑郁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二次病症[1]。丛集性头痛患者的自杀率约为普通人的20倍。（莫顿-海沃德的两种疾病之间的确切关系仍不明确。“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太少了，这令人惊讶，”她说，“有时候我觉得这很可怕，但有时候又觉得这很令人安慰。”）

随着时间推移，莫顿-海沃德的痛苦变得难以忍受。她曾尝试自杀，但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我一直是个实用主义者，”她低声说道，“我想，‘这不奏效，那就试试别的吧，试着活下去。’”

实验室中的莫顿-海沃德。© FEBS Network

从大学退学后，她辗转于不同的工作：创伤护士、悲伤咨询师、洗碗工和婚礼策划师（她发现这让人非常沮丧，因为她认为新人更关心餐桌布而不是婚姻本身）。她迫切想尝试新的事物，申请了位于罗彻斯特的一家殡仪馆的职位。这家殡仪馆由一位从15岁起就从事这一行业的验尸官经营。面试进行得很顺利，馆长带她四处参观。他领她进入灵堂，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面有窗帘和柔和的音乐，供家人向逝者告别。

令莫顿-海沃德意外的是，她看到了一具打开的棺材，里面是一位年长女性的遗体。“馆长双手撑着棺材边，与我交谈，”她回忆道。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尸体。“我并没有感到震惊，但我觉得，这很奇怪。我更惊讶于他明显的从容。”她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测试，测试她是否能在和遗体打交道时感到自在。答案是肯定的。“这是我做过的最有趣的工作，”她说。

接下来的五年里，莫顿-海沃德照料了5000多具逝者遗体。她帮助安排追悼会，为逝者穿衣，缝合因尸僵导致的面部变形，将塑料眼罩放在眼睑下让遗体看起来像在安详入睡，还学会了防腐技术——在股动脉上切开以排干体液，然后注入防腐剂。她自身的痛苦经历让她对死亡和痛苦有着深刻的同理心。“当有人去世时——无论他们多大年纪，也无论是否在意料之中——都是毁灭性的，”她说，“葬礼策划师常常成为悲伤、愤怒和挫折的焦点，因为你告诉家属他们需要放手并埋葬亲人。但这种愤怒总会转变为感激。”

莫顿-海沃德手里拿着一颗保存了1000年的人类大脑。© Graham Poulter/PA Wire

她开始思考遗体的奥秘。“你知道他们最爱的回忆、颜色和类似的事情，然后你将他们放在停尸台上，手里握着他们的大脑，你会想：这些记忆究竟储存在何处？”她对死亡和腐败，以及如何用科学方式研究这些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科学家，这也是我为什么决定回学校的原因，”她说。尽管健康状况不佳，莫顿-海沃德还是在2015年通过开放大学注册了在线课程，完成了本科学位。她曾因退学而感到羞愧，但现在开始通过学习找回自信，并凭借关于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战争罪审判中法医专家证词的本科学位论文获得荣誉学位和奖项。她开始觉得自己并非学术上的失败者。或许她甚至可以在承受神经系统疾病的同时平衡科学事业？

2018年，她开始在殡仪馆上夜班，同时攻读伦敦大学学院（UCL）的生物考古学与法医人类学硕士学位。“我厌倦了把人放进土里，决定开始把他们挖出来，”她笑着说。

2022年，莫顿-海沃德（左）获得英丹协会奖学金。© University of Oxford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莫顿-海沃德遇到了一个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奇特发现。几十年前，考古学家的一系列发现颠覆了她在殡仪行业多年形成的认知。她对死亡的另一面产生了兴趣。

1994年，一位直言不讳的考古学家索尼娅·奥康纳（Sonia O’Connor）被召至赫尔（Hull）的一个发掘现场，在那里挖掘出了一座中世纪修道院的约250座坟墓。发掘现场充满了许多惊喜：古代内衣、患有梅毒的骨骼、一具巨大的棺材，其橡木板上保留了一个肥胖男子的印记——被主考古学家描述为“罗宾汉传说中的修士塔克的典型形象”。

来自200年前的大脑组织。© Graham Poulter/PA Wire

但最让挖掘人员震惊的是，当一个头骨碎裂时，显露出一块灰褐色的物质。奥康纳前来检查这块异常的标本时，发现这是一个缩小变色的器官，拥有两个脑半球和典型的表面褶皱。“我当时想，这是一块大脑！”她回忆道。但这似乎超出了常识：这具遗体已经埋葬了400多年。在法医专家唐·布罗斯韦尔（Don Brothwell）的帮助下（他还曾调查过巴尔干半岛的大规模墓葬），奥康纳发现现场每十个头骨中就有一个保存着大脑。

这些大脑呈缩小状态，触感像海绵或易碎物，大多为棕色或铁锈色，并伴有黑色斑块。保存最完好的大脑来自墓地中最潮湿的部分，许多大脑周围的土壤还出现了神秘的橙色沉积物。这些大脑并非通过已知的脱水、木乃伊化或酸性水域的自然鞣制等方式保存的。

除大脑外，其他软组织均已消失。“如果你咨询病理学家，他们会告诉你，大脑是尸体中最先液化的器官之一，”奥康纳说道，“而我们看到的却正好相反。” 奥康纳咨询的一些专家对此表示怀疑。

一位专家甚至建议，她所谓的大脑可能只是某种真菌。然而，奥康纳越深入研究，就越坚信自己的判断。在互联网尚处于萌芽阶段的那个年代，奥康纳只能找到少量关于保存完好的大脑的报告。18世纪晚期，法国当局在搬迁巴黎最大的墓地——臭名昭著的圣婴公墓（Cimetière des Saints-Innocents）时，发现了一些已经存在数十年的大脑。“考虑到这种惊人的抗破坏能力，我们无法不感到震惊，”医生米歇尔-奥古斯丁·图雷（Michel-Augustin Thouret）在1791年检查这些遗体后写道。这些骨骼被转移到现在被称为地下墓穴的采石场，而那些大脑则基本上被遗忘了。

1902年，澳大利亚裔英国解剖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在一处埃及史前墓地中挖掘出近500座保存着大脑的墓葬。他遗憾地写道：“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似乎不仅对这一事实一无所知，甚至还否认其可能性。” 不久之后，奥康纳得知英国、丹麦、荷兰和美国也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大脑。然而，这些惊人的发现大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直接丢弃，导致后来的学者每次重新发现这些古老的标本时都感到惊讶。

随后，出现了最著名的发现。2008年夏天，约克考古信托的考古学家团队正在赫斯灵顿（Heslington）村附近挖掘一片铁器时代的排水渠道时，发现了一颗面朝下埋在粘土中的深色头骨。在清理这颗头骨时，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发现头骨内有物体发出“咚”的声音，随后注意到一个黄色、海绵状的块状物。

巧合的是，这名实验室人员曾是奥康纳的学生，记得她关于保存完好大脑的讲座。她立即打电话给前导师，随后奥康纳确认，赫斯灵顿的发现确实是一块大脑[2]。奥康纳召集了一支跨学科的研究团队，逐步拼凑出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并在2011年《考古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研究表明[3]，这具头骨距今约2500年，属于一名成年男性，他被斩首后扔进了一个小池塘中。除了一节小指骨外，其余身体部分都不见了，唯一留下的软组织是大脑——这是英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大脑。

这个特殊的大脑来自17世纪。© Alexandra Morton-Hayward

这一发现被媒体报道后，UCL的神经学家阿克塞尔·佩佐尔德（Axel Petzold）联系了奥康纳。他研究活体患者的退行性疾病，这些疾病通常涉及蛋白质病变。他推测类似的异常蛋白聚集可能也存在于赫斯灵顿大脑中，甚至可能帮助其保存。他说服奥康纳提供一个样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UCL团队在这块古老的大脑中识别出了800多种蛋白质——这是考古标本中发现的最多的一次。不知何故，这些蛋白质形成了顽固的聚集体，使大脑得以保存超过2000年。

对莫顿-海沃德来说，赫斯灵顿大脑的研究“令人叹为观止”。一个2500年的大脑完好无损，这一想法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即使在冷藏的停尸房中，大脑通常也会在几天内液化。如此古老的大脑如何得以保存？她最终将硕士论文题目定为“古代大脑中的蛋白质保存机制”。不久后，她开始与奥康纳合作。在疫情期间，莫顿-海沃德自学了蛋白质组学（研究蛋白质的学科），并开始汇总从17世纪起被保存下来的大脑的相关报告。

她为自己的博士研究找到了方向：探究神经组织抗腐败的细胞和分子过程，也就是说，揭示大脑保存背后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她与导师闹翻了，不得不努力将研究项目转到牛津大学。一度，她担心自己的新事业会因此崩塌。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每晚还要承受丛集性头痛的折磨。“许多学生可能无法应对她所经历的病痛和挫折，”牛津大学古生物学教授、她的现任导师之一艾琳·索普（Erin Saupe）说，“她似乎从发现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乐趣，这可能是推动她前进的动力。”

肉眼看，古代大脑与正常大脑非常相似，只是颜色变深、体积缩小。然而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神经纤维的残留物——大脑结构框架的残迹。“它就像一张蜘蛛网，”莫顿-海沃德说，“有很多空隙，这真的很奇怪，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坚实。”她的研究专注于解析死亡后保存大脑组织的分子过程。她使用质谱技术来识别古代组织中保存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其中最常见的是髓鞘碱性蛋白，它是神经元绝缘层的一部分）。

她还将脑组织带到英国国家粒子加速器——位于哈威尔的钻石光源同步加速器（Diamond Light Source），进行了19小时的轮班实验，用接近光速的电子轰击组织，以识别与保存大脑相关的金属、分子和矿物。此外，她还进行了实验，将死去的小鼠分别放入装满水或石英粉的罐子中，研究大脑在不同埋葬环境中的腐败情况。

六个月后，她观察到髓鞘蛋白比例的增加——这些蛋白质在古代大脑中也大量存在。“我们发现，在缺氧、水分丰富的环境中，鼠实验中的大脑更容易被保存，这很有趣，因为人类大脑的保存环境也恰好是这样。” 这些分析都指向一个根本原因：一种被称为“分子交联”（molecular cross-linking）的现象[]。她推测，大脑中的蛋白质片段和退化的脂质与金属结合，形成一种抗腐败的海绵状材料。

交联过程会排出水分——这解释了为什么保存的大脑通常是缩小的——并形成耐久的聚合物，可以持续存在很长时间。由于大脑富含蛋白质和脂质，它为这种奇特的自然保存提供了“理想的混合物”，莫顿-海沃德解释道。 这一过程由金属，尤其是铁来催化。实际上，保存完好的大脑富含铁，在某些情况下铁含量甚至高达25%。

大脑中的铁矿物使古代大脑呈现黄色、黑色、橙色或红色，就像“Rusty”那样。 在活体大脑中，铁支持基本功能，如呼吸和电信号传递。但铁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积累，促进一种被称为“氧化损伤”（Oxidative damage）的现象。氧化损伤与衰老、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其他脑部病变有关。

事实上，莫顿-海沃德的研究表明，生命期间的氧化应激可能会启动一种在死亡后继续进行的过程，在某些条件下（如缺氧、水淹环境）产生更强的交联。她注意到，许多保存的大脑来自那些以悲惨方式结束生命的人——比如在万人坑中、因创伤死亡、或来自贫民救济所和精神病院。“任何形式的生理压力——比如饥饿——都会让你衰老得更快，寿命更短，”她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充满痛苦和匮乏的地方发现了那么多大脑。”换句话说，生前加速衰老的过程在死后继续进行。结果是一种残酷的讽刺——那些可能让人生前丧失理智的因素，却在死后帮助保存了一些大脑。

莫顿-海沃德实验室里存放大脑的冰箱。© Alicia Canter

2024年3月，莫顿-海沃德在《英国皇家学会B辑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发表了她研究的初步成果[5]。论文发表后，她花了几天时间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采访，包括CNN、BBC、《新科学家》和《科学》杂志。“我们现在已经将这个领域发展成了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这真是太好了，”现已退休的奥康纳说。

她很高兴看到莫顿-海沃德继续研究下去。“有一位博士生愿意推动这一研究向前发展，这太棒了——她能理解化学、物理、遗传学和所有这些领域。”莫顿-海沃德的导师之一、教授格雷格·拉尔森（Greger Larson）提到，她的一个“超能力”是“能够联系并结交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很多人都在帮助她，但她显然是这个研究的核心。”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莫顿-海沃德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丛集性头痛发作遵循一个可预测的模式，总是在深夜发作。她的眼睛和鼻子开始流泪，脸颊变得滚烫，同时感受到撕裂般的剧痛。她无法躺下：任何对后脑的压力都会变得无法忍受。

她的未婚夫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 Thomas），牛津大学的一名地球科学博士后研究员，只能无助地旁观。“这很可怕，”托马斯说，“我完全无能为力。” 每三个月，莫顿-海沃德都会在后脑部位注射神经阻滞剂；疼痛在缓解之前会加剧一周。她服用曲普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来缓解疼痛。在工作繁忙时，她短期服用类固醇，但长期使用类固醇风险很高。在家里，她备有氧气罐和迷走神经刺激器。“剧烈疼痛会对心脏造成影响，”她说，“因此我现在还需要服用心脏药物。”或许她最好的防御措施是练习有意识的自我分离。“没有什么可以缓解它，”她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感受它，想象你不在自己的身体里。

你把它放在自己之外。” 黎明破晓，“狼人”退去。“我有点失忆，”她说。“唯一能让你继续生活下去的方法就是忘记痛苦有多严重。我认为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否则你根本无法坚持下去，你永远不会躺下睡觉，知道痛苦即将到来。” “我试图让她休息，而她却说：‘不，我还有博士要做！’”托马斯说。“如果是我，我早就放弃了。”他承担起了照顾者的角色，包括确保她好好吃饭。“她会试图全天候工作，”托马斯说。“我想在遇到她之前，她几乎只靠吐司和啤酒过活。”这种不懈的节奏对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去年，莫顿-海沃德经历了严重的腹痛，但她选择忽视。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卵巢脓肿，感染蔓延至全身，导致败血症。她在医院住了两周，接受了输血。“第三天，一个庞大的团队匆忙冲进病房，显得非常慌张，”她回忆道，“我的血红蛋白指数低得让他们以为我已经心脏骤停了。”

© Graham Poulter

2024年4月，就在论文发表后不久，莫顿-海沃德前往新奥尔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并与未婚夫托马斯度假。然而，旅程结束时，她开始咳嗽。在返回的航班上，她的呼吸变得微弱。抵达后，她直接前往急诊室，发现自己患上了肺炎，再次住院治疗。“我真的受够了生病，”她说道。即使大脑和身体似乎联合起来与她作对，莫顿-海沃德依然坚持前行。没有人比一个曾身患重病、经历生死之人更能理解时间的宝贵与紧迫性。

---几周后的一天清晨，刚刚与肺炎斗争过的莫顿-海沃德拎起一个野餐冷藏箱，开始追寻更多样本。在暴风雨的天气里，她从牛津开车一路前往比利时。正如往常，她在夜间再次发作头痛，这一次是在根特郊外的一家酒店。 次日早晨，吃早餐时，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一张来自中世纪墓地的脑部照片。将冷藏箱放入车后，她驱车穿越比利时乡村。长驳船穿过运河，堆满集装箱的巨型货轮笼罩在码头上方。

低地不仅是航运的黄金地，还因其潮湿的土壤成为保存大脑的沃土。今天，一个满怀希望的“死神”前来收获它们。 在这些平原上，人们不需要挖得太深就能找到人类遗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十万人在这里丧生，这正如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在一首著名诗作《佛兰德斯的战场》（In Flanders Fields）中所描绘的：“佛兰德斯田野里，罂粟花在微风中摇曳，十字架整齐排成行。”开车不久，莫顿-海沃德到达了一家名为BAAC的考古公司。考古学家南迪·多尔曼（Nandy Dolman）带她进入一个堆满死亡遗骸的大型仓库。高高的货架上摆满了装着数千具骨骼的纸板箱，这些遗骸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 Graham Poulter

自2020年以来，这家公司一直在挖掘著名地标圣玛尔定大教堂（St Martin’s Church）墓地的遗骸。为了给城市建设项目让路，大约1300具遗骸被移走，其中许多都保存着脑组织。在之前的一次访问中，莫顿-海沃德收集了55个大脑样本，这次她回来取走最后的37个样本，这些样本被装在贴有“Monster”标签的塑料袋中（在荷兰语中，“Monster”意为“样本”）。 在楼上的会议室里，多尔曼详细介绍了佛兰德斯人墓地的情况，这些人可能生活在老彼得·布鲁盖尔及其儿子所描绘的时代。

她认为，这些保存完好的脑组织跨越了数百年，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这些遗骸都进行了地理定位、拍照和数据记录，包括性别、年龄估计以及头骨是否包含大脑。多尔曼展示了骨骼的照片，这些骨骼带有明显的蓝色和红色染色痕迹——铁的存在标志，铁被怀疑是催化脑保存的关键因素。“这些文档和元数据，真是顶级水平，”莫顿-海沃德说道。随后，多尔曼透露了一个惊喜：新发现的脑组织中，包括20名儿童的脑组织。莫顿-海沃德张大了嘴巴和眼睛，惊讶不已。此前，她的600个保存完好的脑组织样本中，只有一个属于未成年人。

这些儿童是否也经历了极端的神经压力和加速的大脑老化？比如饥荒期间？还是有其他机制在起作用？正如无数科学家发现的那样，每一项进展都带来更多的疑问。

参考文献：

[1]medcraveonline.com/JNSK/why-cluster-headaches-are-called-quotsuicide-headachesquot.html

[2]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5440311000690

[3]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

[4]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pb.2023.2606[5]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journal/rspb

文/Kermit Pattison

译/gross

校对/tim

原文/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4/oct/22/ancient-brain-collector-alexandra-morton-hayward-heslington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gross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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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科学人脑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