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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捷、王霄霄（分别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茅刻《牡丹亭》（局部）

编者按

古典园林，是古代文化生活中颇有意趣的场域。古代园林版画，则将古典园林的阴晴雨雪收录在书卷中，将古代园林艺术与园居生活定格于纸上，供观者卧游。近日，七卷本《中国古代园林版画菁华》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该书择明清园林版画之菁华，以经折装形式影印出版，欲令善本珍椠化身千百。今日，本版约编者撰文，为读者介绍该书，解读明清园林版画的意趣。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

一

中国古典园林，在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本身即是艺术品——从选址到布局，从凿池到垒石，无一不经过精心设计，造园大师用借景、隔景、障景等视觉手法，为园林营造出独特的气韵。园林，也是艺术的集中展示地，亭台楼阁、池馆画船、奇石异木、香几琴案、古画法帖、文房珍翫，可居、可游、可赏、可谈，共同构成中国物质史研究的珍贵样本。

园林，亦是明清绘画经常表现的题材。从文徵明开始，微观的“书斋山水”大行其道，文人的居所似乎比隐士的山林更让画家倾心。在园林中，文人们春日观花、夏时泛舟、秋夜顾曲、雪窗话旧，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文章书画，以至于窗棂石罅与画檐回廊间，至今仍有不绝的余韵。

从这些角度来看，园林研究的维度，已超出建筑史和建筑学范畴，向更广阔的范围延伸。与此相似的还有明清版画研究，若将其限定在印刷史的范畴来讨论，则有些小觑它的文化意涵了。小而言之，它归属于艺术史，大而言之，它还可管见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科技的发展状况。若将二者结合起来，记录名园风物的版画善本，尤其具有价值。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编选了《中国古代园林版画菁华》。

《中国古代园林版画菁华》共七卷。卷一收录了晚明戏曲版画中的园林，共三十八种。卷二从明清皇家和私家地理纪游类书籍中选萃，共五种。卷三收录晚明徽籍刻书家汪廷讷表现其所筑“坐隐园”的两种版画。卷四、卷五分别收录清内府为皇家园林所刊《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

自明万历年间开始，戏曲创作与刊刻大兴，各种善本多附以版画插图，文人参与最深，精品佳构甚夥，其中表现园林的作品层出不穷。晚明旅游之风颇盛，鼎革之际有所顿挫，至康乾时重又复兴。士林之游、商贾之游、皇家之游，各有其“游道”，也都留下了图文并茂的版刻书籍。作为各地名胜的园林，自然不会被游客忽视。在这套书中，对相关内容有所体现。“湖山胜概”中的文人诗画，“南巡盛典”中的帝王遗踪，“鸿雪因缘”中的宦游生涯，既是美景，也是生活，还是历史。

值得一说的是，卷三所涉及的汪廷讷及其环翠堂。近年来，《人镜阳秋》《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坐隐先生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等善本的重新出版，让人们将目光一次次投注于安徽黄山休宁城外那处早已湮灭的坐隐园。园主汪廷讷由商而仕，还同时具有刻书家、戏曲作者等多重身份，他运用建园林、作传奇、编文集、结名士等各种方法，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他请画家绘制园景，携图出游，寻求名人题咏，据以刊作版画《环翠堂园景图》。图中每一个细节，如竹林书舍、幽径明堂、佛龛玄洞、曲水流觞等，都在展示汪氏向往的文人生活方式。若细心对勘，常能发现此图与《园冶》《长物志》等书籍记载相应之处。

与此举类似，康乾等帝王也在南巡之后，于北地禁囿中不断“写仿”江南园林，除尽享游乐之趣外，更欲以此昭示清廷并非异族蛮夷，而是把握住了华夏千秋文脉菁华。其间风华，在本书卷四、卷五中，当可领略。

《坐隐先生订棋谱》

二

与前五卷中的木刻版画不同，《中国古代园林版画菁华》卷六、卷七收录的园林版画均为铜版。其中卷六收录清内府《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这20幅大型铜版画，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外被误为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所作，后经考订证实，其作者是服务清宫的满族画家伊兰泰。根据记载，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四月二十八日，太监鄂鲁里传旨：“伊兰泰现起谐奇趣图稿不能即时落墨，着向造办处要两人进内落墨。”乾隆起意修建西洋楼，则的确与郎世宁有关。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这位皇帝看到了一些来自西方的铜版画册，很可能是法国布利埃尔·佩雷勒所著的《法国最漂亮的建筑景观》或一组题为《凡尔赛的城市和城堡的平面、侧面与立体图，并附树丛和喷泉》的大幅建筑画。乾隆对图上的“水法”颇有兴趣，于是郎世宁和另一位传教士蒋友仁便尝试绘出了设计图。从这点来看，长春园西洋楼是源自版画，又留之于版画。如今，昔年的宏伟绮丽，都化作断井颓垣，原始铜版也无处寻觅，只剩下不多的印本留存至今，且常常不能成套。关于这段历史，兴叹诸多，但对这套版画的全方位研究，尚俟来日。

卷七所收者，为18世纪西人刊中国园林图像三种。其中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是早于郎世宁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受皇帝之命所刻，完成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距木刻本问世仅一年。马国贤虽然不是专业画家或铜版技师，却略通雕版及蚀刻原理，在实践中反复摸索，达成了皇帝的心愿。这36幅铜版画，以木刻原作为仿制蓝本，融入不少西洋画法明暗、透视的元素，对于中国君臣来说，自然有耳目一新之处。其后，马国贤返回欧洲，在英国逗留时，向贵族士绅展示了这部带有东方风韵的作品，引起不小轰动。1753年，伦敦的几位出版商，制作了一部以东方为主题的铜版画册，题为《中国皇帝的北京皇宫及主要园林》，共收20幅作品，其中17幅来自马国贤的避暑山庄铜版画，却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在画面上加入了欧洲人对遥远神秘帝国的幻想，如凤凰、鸳鸯、鹤、鹿、农人、贵妇等图像，大都夸张而具有怪趣，还有不少商船被生硬地添加在园林不大的水面上……凡此种种，都令人联想到外销中国瓷器的欧洲仿制品。卷七还收录了法国人勒鲁热于1786年前后刊刻的《时尚新式园林详考》第15—17卷的部分图像。身为地图绘制师的勒鲁热以铜版摹刻了清内府《圆明园四十景诗》和《南巡盛典》中的86幅园林版画，基本忠实于木刻原作，很少融入西法，有些地方甚至有中国画皴法的几分余韵，是欧洲版画“以铜仿木”的极致呈现。

学者洪潇亭在研究这些18世纪欧洲翻刻的清宫出版物时，发现其中文化的隔膜无处不在，但恰是这些隔膜，构成了富有趣味的历史细节。她认为，“看到《中国皇帝的北京皇宫及主要园林》和《时尚新式园林详考》二书中翻刻的中国园林版画，恐怕没有人会认为欧洲建筑师会真的使用这些图作为蓝本去设计建造他们的中国式园林。只需将这些清宫木刻画的仿制品与勒鲁热精心绘刻的欧洲园林平面图稍做比较，就会发觉两者的区别不啻霄壤。”与其说这些描绘东方园林的铜版画具有建筑史意义，不如只把它们当作东方意蕴的“纸上谈兵”，而这种视觉文化的输出与变形，正是那个时代文明互鉴的主要形式。

《中国古代园林版画菁华》

董捷黄晓主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三

选编《中国古代园林版画菁华》，旨在为研究者提供足具凭信的图像史料。由此，版本的寻访与考订，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除了各地图书馆公藏善本之外，许多私人藏书家的箧中之宝，也蒙他们慷慨允可，成为本书的重要部分。比如卷四的《圆明园四十景诗》，不容易得到完整的本子，过去出版过日本的一个巾箱本，有人以为其图为原刊，其实也是翻刻；本书影印的是一个私人藏本，用纸非常好，而且是初印，但美中不足的是，看似有全部40幅图，细审却有4幅是重复的，现以国家图书馆藏本补齐。

此外，在编著过程中，我们也把眼光投向了海外藏书，利用高质量的图版，令遗珍“回流”。比如，卷二中的《湖山胜概》，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孤本。其他海外来源，还有日本、美国等地的图书收藏机构。当代便利的技术条件，成全了典籍编著者视通万里、旧图重圆的愿望，也希望新材料能够对美术史、园林史、书籍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如同几年前的《中国古代戏曲版画菁华》，本书的制作，仍以传递古籍原貌之美为尚，故制版、选纸、校色、装帧、印刷各环节，都不敢疏忽。如果说，本书瞄准的是古代版印条件下最尚“艺术”之书，那么在纸质书重新成为“奢侈品”的今天，我们也力争创造出新时代具有艺术属性的书籍精品。

本书每册卷末设有“专论”，由主编请美术史、园林史学者针对该册所选园林版画，分享有的放矢的研究文章。美术史家范景中和建筑家王澍亦在被邀之列，他们从书籍艺术史和建筑史的不同角度，写了相关札记，弁诸简端，能为读者有效导读书籍收录内容。该书出版不久，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兴趣和思考，如杭间关注园林里体现古代工艺成就的微观之“物”，郑力希望书中作品能对今天的园林画创作有所启发，这催促着我们继续整理出版古代版画菁华，也提醒我们版画史研究的视界可以放得更大。

（本文图片均选自《中国古代园林版画菁华》）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7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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